实事求是，务实改革，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----谈当前可能的政策选择

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正面和积极，实事求是，从困难中看到机遇，下定决心推进改革，我国经济依然可以实现长期稳定增长。本期报告，介绍我们对于稳定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，供读者参考。

一、支持地摊经济，允许住宅注册企业，简化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条件

当务之急是促进就业，关键是尽快消除一切不利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。

（1）明确长期支持地摊经济的政策态度

经济社会有正常的生态，不可能都是高端经济。从国情看，在广大城市和城镇，不少人靠摆摊为生，比如买早餐、修自行车、贬卖小商品等等。每个地摊的背后，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生计。有研究报告称，2019年，我国地摊经济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。如果每个地摊年营业收入为10万元，这就涉及到300万人的就业。

制定政策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。这些年，很多人被城管赶来赶去，罚来罚去，不敢出来摆摊，导致了劳动力资源浪费和失业加重，也导致了城市居民消费不便。当下，必须实事求是地鼓励各种形式的就业，旗帜鲜明地允许地摊经济生存和发展。这个政策，要明确宣示长期不动摇，要让数百万人有信心、有恒心经营好自己的地摊生意。

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，有关部门向我司征询“不花钱就能促进就业”的政策建议时，我司就建议“支持地摊经济生存和发展”。近几个月，一些大城市已开始明确允许商业外摆和摆地摊。我们认为，这个政策调整还有些半遮半掩，还不到位，接下来，要大力度宣传长期支持地摊经济的政策态度，让所有生意人都尽快重操旧业、安心发展。

（2）务实支持创业，全面恢复允许在住宅注册企业

普通创业者往往白手起家，开始就会面临两个问题，一是公司注册地址，二是银行开户。由于普通创业者没有多少资金，难以承担到写字楼办公的成本，居家创业成为最务实合理的安排。然而，一些地方停止了允许在住宅注册企业的政策，工商部门、金融部门要求新注册公司和个体户必须有正规经营场所，在实践中，往往要求在正规商住楼办公，否则，工商部门不予登记，银行不给开户。

我们认为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，尽快恢复允许在住宅注册企业，银行开户不再要求企业注册在正规商住楼。

（3）简化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获得政策优惠的条件

目前，有关部门和各地推出不少促进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优惠政策，不过，这些政策往往设置了前置条件，比如，要求该毕业生是登记失业人员、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要求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。事实上，很多高校毕业生并不愿意登记失业，一些地主登记失业的手续也相对烦琐。在登记失业尚不普遍的现实情况下，把登记失业作为对企业优惠的前提不利于政策发挥作用。

二、减少供给，激发需求，降低交易成本，促进楼市再平衡

不稳住房地产，就很难稳经济。要顺应房地产供求形势的根本变化，尽快调整政策，推动新一轮去库存，帮助行业走向新的均衡。

（1）货币化筹集保障房，拆除老旧危住宅，减少房屋供给，增加需求

目前，很多地方房屋供给已经饱和甚至过剩。当下，要设法减少房屋供给，可以考虑不再实物建设保障性住房，转向市场化、货币化筹集。同时，老旧房屋特别是危旧房屋，要尽快拆除，全部进行货币化补偿安置，这样，既减少供给，又增加需求。

（2）放开二套房贷政策，全面激发改善性需求

在2/3人口已经进城、城镇化速度大幅放缓的背景下，炒房需求已基本消失。前些年为打压炒房而实施的各项政策需要及时调整，在激发改善性需求方面不应迟疑。可以全面放开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和利率政策，允许金融机构自主确定。从理论上看，二套房购买者的家庭资产多、收入相对稳定，资质往往好于首套房购房者，其房贷风险低，首付比例要求和贷款利率应该低于首套购房者，而不是现在政策要求的高于首套购房者。

（3）压降中介费，降低交易成本

压降中介费用和“带押过户”的政策落实过程中还有阻力，要推动全面落地。住房交易税费，也要考虑下调。

三、全国建立生育补贴政策，压降存量房贷负担，在零售环节征收汽车消费税

促进消费，要有新思路、大动作。

（1）在全国实施生育补贴，每个孩子补贴1万元

目前，提高生育率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。近两年，一些地方推出了生育补贴，补贴力度不一，补贴时间不一。中央财政在促进生育率这个方面不能不作为，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出中央财政支持的生育补贴政策。如果每个孩子补贴1万元，一年出生1000万个孩子，需要财政支出是1000亿元。目前，我国完全有这个财力，可以立即在全国推进和实施生育补贴政策（去年我国财政支出已达26万亿元）。这将有力带动消费，并刺激生育意愿。

（2）降低居民房贷还款压力

近些年，居民消费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房贷还款压力很大，抑制了消费。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引导商业银行下调存量房贷利率，减少房贷利率在LPR基础上的加点幅度。这将有力降低居民负债压力，有效提振公众信心，增加消费，并改善预期。

（3）先行把汽车消费税转到零售环节征收

目前，一些大城市没有积极性放开汽车限购，主要原因在于汽车多了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带来交通拥堵、停车管理、污染防治等各种负担。因此，尽管中央一再要求减少限购，但是，一些地方政府就是不积极落实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办法之一就是把汽车消费税转到零售环节征收，税收收入归地方政府，这样，地方政府从当地汽车销售中可以实实在在获得利益，就有动力促进汽车消费，自然就会取消汽车限购政策。

（4）尽快完善失业保险制度

近几年，我国失业人口较多，失业者收入下降，导致消费承压，进而又影响整体经济，形成了负反馈循环。对失业人口发放失业保险金，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负向循环，是经济自动稳定器之一。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运行快30年了，但经济减震器的作用仍然太弱。从数据看，我国城镇失业人员约2400万，其中，九成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。当下，要大力度简化失业登记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流程，确保失业者能够方便快捷地领取失业保险金，这将有效增强居民信心和稳定消费。目前，失业保险基金余额约3300亿元。这个钱，要用起来，发挥作用。

四、适当增加财政支出，加快财税改革，实施民生财政，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

在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，财政政策需要尽快优化，真正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。

（1）适当增加支出，支持生育，为小微企业减负，加大对低收入居民的补助

近期，有声音主张大幅增加赤字，还有人建议发行特别国债。

我们认为，今年是疫后经济恢复期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3%的赤字率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比较大。考虑到上半年财政收入形势较好，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可能会高于预算目标约6000亿元，在这部分超收收入的支持下，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建立生育补贴制度，可以考虑适当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减负力度，可以考虑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补助。如果仍然想加大财政支出力度，可以在收入侧加大盘活存量资金的力度，而不宜通过大幅增加赤字的办法来筹集资金。

我们认为，特别国债是经济社会运行遇到特殊情况时的应对工具。目前，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并没有出现特殊情况，发行特别国债的条件并不充分。

（2）调整资金使用方向，加快转向民生财政

我们认为，财政政策如果打开思路，还是有很多空间。这些年，我国财政赤字率并不低、专项债发行也很多，但效果不好，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政策存在根本性缺陷。

在支出侧，最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思路侧重于拉动投资，但是，在资金层层分配过程中存在大量灰色地带，专项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极低，很多资金并没有真正用到项目上，对拉动实物工作量的作用相当有限。如果把等量资金直接发给居民，就可以直接带动消费，对经济的拉动效率会大幅提升。

当下，财政政策要摆脱上项目的情结，走出误区，加快转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。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向居民直接发钱，拉动消费，资金传导效率为100%、中间没有任何灰色操作，这是最直接有效的财政政策。我国要尽快往民生财政方向转变。年内，可以调整预算内建设资金和专项债的使用方向，向民生领域倾斜，比如，增加对生育、学前教育、惠普养老服务等支持力度。财政聚焦于民生，不再盯着项目和投资，还可以减少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。

（3）消费税划归地方，增值税不再分成

在收入侧，最大的问题是以增值税为主和分税制。这导致各地保护当地企业，是地区分割问题的病根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很难真正建起来。当下，要加快税制改革，把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环节转到零售环节，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，同时，同步下调地方的增值税分成和返还比例，最终，增值税是中央税、不对地方分成或返还，让各地依赖消费税，这个时候，各地就会放开市场准入，欢迎外地商品。

（4）加快盘活存量资产，偿还地方债务

为缓解地方债务风险，要加快处置闲置资产。基础设施REITs，要加快发展。可以要求地方将回收资金用于偿还债务、降低杠杆率，不必强制要求利用回收资金再投资。

（5）加大国资划转社保的力度，降低社保费率

九十年代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，国家财力有限，国企经营困难，最终，确定了较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，由所有企业和在职人员承担了国企退休员工养老金的负担。此后，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高，一直是我国企业负担重的一个突出问题。在国资国企大发展20年后的今天，我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。当下，可以加大力度划转国资到社保基金，为原有国企退休人员养老金买单，这样，就可以明显下调基本养老保险费率，有效减轻企业负担。

五、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，引入竞争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

目前，我国利率水平已比较低，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并非源于货币政策，而且，货币政策过松还会引发很多新问题，因此，要长期坚持审慎稳健的货币政策导向，坚决不搞“大水漫灌”。一些部门、一些金融机构、一些专家出于各种目的，往往倾向于把经济问题归责于货币政策，不时呼吁甚至倒逼央行放松货币政策。对此，决策者应该明鉴是非。

在认识到货币政策处于合理适度状态的同时，必须承认金融体系存在不少问题。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提升金融行业服务能力和效率，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。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路径是引入竞争。但是，近几年，为整顿金融市场秩序，有关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回归本地、聚焦主业，这事实上抑制了金融行业竞争，减少了金融服务供给和市场选择。由于缺乏充分竞争，企业融资在利率之外的各种收费成本居高不下。

我们认为，促进金融行业竞争和发展新金融，对于提升货币政策效率、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支撑作用。它们确实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。对此，监管部门应该迎接挑战，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，与时俱进，及时健全和优化监管，而不是让行业不竞争、让新金融不发展。

六、用实际行动维护民营企业权益，着力打破垄断，确立对新经济的包容精神

四十年来的改革，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，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。当下，改革仍然是根本出路和唯一出路。改革的方向，只能是市场化，必须持之以恒地激发民营经济活力。从实际看，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占比达到80%，这些地方政通人和。另一方面，不发展甚至打压民营经济的地方，经济往往缺乏活力，还有很多社会问题。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民营经济、发展民营经济。

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“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，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。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、办实事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。”

当下，要争分夺秒地落实这个部署，迅速推出支持民营经济的实质性举措，重振各方面对政策环境的信心。

（1）常态化召开民企座谈会，用实际行动维护民营企业权益

最近，根据统一部署，有关部委陆续召开企业家座谈会，传递了支持企业的积极信号。接下来，部委和各地各级政府要坚持制度化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听取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。座谈会不能走过场。对于民营企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要限时答复，需要改进的政策要尽快改进。这方面，中央应考虑建立考核制度。

要把国企民企地位平等的口号落到实处，积极支持民企对政府部门的各种诉讼活动。对于拖欠民企款项、新官不理旧账等政府失信行为，要尽快推出典型的纠正案例，形成示范效应，树立民企权益不可侵权的社会共识，增强民营企业家对制度前景的信心。

（2）成立民营经济部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

从政治现实看，任何事务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人。国资国企近二十年不断做大做强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2003年成立了国资委，国资委成为在中央决策中的国企代言人，有效维护和发展了国企的利益。相比之下，发展民营经济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能部门。尽管各方面提出很多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和政策，但没有一个专门部门去实际操作和抓落实，结果就是踢皮球和不了了之。

纵观近几十年的情况，发展民营经济缺不是专家学者的建议，缺的是组织保障。未来，能否建立组织保障，依然是决定发展民营经济工作能否打开新局面的关键。我们建议，国务院尽快设立民营经济部，各地政府相应成立民营经济厅局，其职能是制定和实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。我们认为，有了组织保障之后，就可以有效推动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平衡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，从而有助于切实营造公平、公正的政策环境。

（3）高调听取各方面对改革意见和建议

可以考虑由高层就改革问题召开系列座谈会，听取吴敬琏等改革派专家的意见，听取体制之外的研究机构的建议。

（4）着力打破垄断

垄断，抑制产出和效率，影响经济活力。在一些垄断行业引入竞争，可以有效提升效率和增加产出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。可以选择在电力、油气、电信、铁路等领域，把大型央企分拆成若干企业，让新设企业充分竞争。要避免“划江而治”式的假分拆，不能为新设立企业划定业务地域范围，由全国大垄断转变为各地小垄断。在这个分拆过程中，可以引入民间资金作为战略投资者，甚至允许民间投资控股。在打破垄断的节奏上，可以考虑一年一个行业去推进。

（5）确立对于新经济的包容精神

发展新经济，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。新的经济形态呈出不穷，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。要确立对新经济的包容精神，与时俱进地完善监管政策，而不是以新经济形态存在问题为由就予以否定和打压。

作者：北京福盛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研究部，冯建林，2023年7月12日